著名外交家、国务院参事骆介子
骆介子(1902—1998),为遗腹孤子。家境贫寒,出生后由外祖母抚养。6岁入塾,12岁随寡母居桐梓河孙家湾舅父家,因天资聪颖,舅父及族人资助骆读书,后考入九江同文书院,习英语,家虽贫但成绩优异,学校特许免费就读。读书期间九江学界举行一次英语演讲赛,骆获金杯,始崭露头角,引起九江学界人士重视。骆毕业后再入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人物生平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骆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年底回蕲春县,任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并兼任县教育局巡视指导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骆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在董必武的帮助下逃往南洋新加坡等地,结识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国内形势好转后回国,1928年7月任职于冯玉祥将军领导的禁烟委员会,1929年投考外交部,被录用为驻澳大利亚领事馆主事,后升任副领事、领事。任职期间,他仍勤学不怠,先后获澳洲雪梨大学政治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
1934年,骆介子考取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公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时期,他还兼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顾问,于1935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伦敦支部委员、对外宣传部长,并作为伦敦支部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骆与冯玉祥等代表提出抗日救国议案,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幸得通过。会后,骆受国民政府委派再赴澳大利亚,先后担任驻澳总领事、澳洲《民报》社长兼总编(澳洲《民报》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
“七·七”事变后,骆介子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辗转回国,于1939年4月到达重庆,就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兼海外处长。1941年3月,他受命再度赴澳大利亚,向旅澳华侨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将募得的款项购买飞机、汽车等物资,设法运送回国,支援国内抗战。1942年回到重庆后,不满国民党的派系纷争和贪污腐败,参加了由王炳南、郭春涛、吴茂荪等人发起的“东方文化协会”、“反侵略大同盟”,并任常务理事,投身抗日爱国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骆介子先后任武昌中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广西大学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在广西,他与进步学生一道,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恫吓,不得已于1949年避往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其间,结识了中共派往香港 的代表乔冠华,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黄绍竑、刘斐、龙云等44位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通电起义。嗣后,他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继续留在香港 ,为第二次起义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利用担任群声印书馆编辑的身份,出版发行了《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书,受到了各界关注。
1950年4月,骆介子应周恩来总理电邀,从香港回到北京,任外交部外语学院教授。到职不久,骆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骆深为新中国领导人的胸怀和风度折服,赋诗一首:“初谒毛主席,笑论我命名。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身。今日服公役,首在为人民。我恭而应曰,惟命是所尊。总理亦在席,阐明个中因。聘君为教授,诣在诲学生。尚未委官职,当无衔位称。三人皆莞笑,情谊犹记新。”1951年2月,经李济深推荐,骆到民革中央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对台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58年1月回民革中央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不公平对待,1969年底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1972年11月到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学习,1980年后历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委、委员,1981年10月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骆介子治学勤奋,学识广博,著述颇丰。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澳大利亚建国史》、《新西兰史》、《南太平洋群岛纪实》、《菲律宾史》、《清末外交失败史纪》、《新中国领导简史》等著作,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他在年逾90高龄之时,以重新修订出版了《澳大利亚建国史》一书,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收藏,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雷涛乐曾亲笔手书感谢函,并登门向他当面致谢。
1938年春,骆介子回蕲春探亲,对乡亲们说:“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不能搞包办婚姻那一套旧习俗。”当时不少亲戚朋友来看他,有的人带来鸡鸭等礼品,他嘱家人,收下后只能代为存放,待他走后退还礼物。骆十分关心和重视蕲春的修志工作,1984年曾为《蕲春县志》题词:万世风华茂,千秋正气生;江流长浩荡,旷世有新人。”
骆介子养生有术,习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典操60余年,持之以恒,一生精力充沛,很少生病,去世时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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