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明代移民考

能哥

（一）、明初的“禁山”与流民的形成　

     元末明初，秦巴山区汉水流域迭经战乱，生产力受到极大地破坏，该地人口骤减。据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的统计，整个兴元路(包括如今安康地区全部以及汉中地区之南郑、洋县、城固、西乡、褒城、凤县)在册人户2149户，总计人口仅19378人，还不及宋代金州的人口65674人的三分之一。1368年明政权建立之后，大批经战乱兵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军士兵为谋求生计，或逃避赋役官差,辗转流落入秦巴山中垦荒就食，寻求生路,统治者对此鞭长莫及。这对于新生的明政权来说，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在财政上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为此，朱元璋诏令“禁山”，采用“大军点户” 的办法对南方一些大山区及秦巴山区实行封禁，“禁不许入”；同时又对全国户口进行清理注册，不准老百姓在山区居住。“禁山”政策的推行，使大批流民涌入川东地区，一部分流民则躲避官兵的围堵，于襄、荆、宛、邓及川、陕、鄂三省边区的秦巴老林辗转流浪。

     与此同时，中原广大地区历经战乱后已是土广人稀, 田野荒芜，很多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十年（1377），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由于户粮多不及数，以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而陕南经过战乱兵燹的浩劫之后，也是一派民生凋敝的景象。洪武十七年（1384），明政府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如汉中府所属之洋州，于洪武三年就降州为县，改为洋县。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之足。其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广东、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微、河南、陕西、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被强迫迁徙贫脊之地，这些富户从此以后虽不敢再公开回到原籍，却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到处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辗转来到川陕鄂边区。

     明中叶以后，江浙及中原富庶地区的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流民问题也日趋严重和突出。当时，全国流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荆州、襄阳、南阳、洛南、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项忠《善后十事疏》称：“荆州、襄阳、河南、南阳、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在山谷中者十三，介山地间者十四。国初，禁不许入，自驰禁，致流民啸众。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尽逐其未附籍者”；他又说“英宗皇帝尝命处置流民，今宜申明榜喻，凡已获业者，复其家三年” 。马文升在《巡抚事宜书疏》中说：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而人民稀少，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所属八府流民十万余人，其中或因逃粮避差，或因畏当军匠及本处地方荒旱”，大批逃到汉中、金州(治西城)等地寄居下本，在那里的有利条件是有“土地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 。

（二）、对流民的处置与原杰出抚编籍

     早在正统年间(1436—1449)，明政府就开始下令处置流民。当时，陕西之商、洛、金、洵，湖广之郧、均、上津等地涌集着大量流民。他们一面同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一面从事垦植、挖煤、采矿、烧炭、造纸、制茶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生产不断得到发展，总人口也逐渐增加，由于朝廷的反复搜剿，迫使流民不断起义。当时的流民领袖,“先之以刘千斤、石和尚、王彪，继之以李胡子、小王洪、王安” 。据《明史.白圭传》载：“刘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县门有石狻猊(狮子)重千斤，通只手举之，因以为号。时流民聚荆襄者，通以妖言煽之，谋作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与通共起兵。”刘千斤与石和尚于成化元年起兵后，自称“汉王”，建元“德胜”，拥众数十万，纵横于鄂西北和陕南一带，金州一度是其往来冲突的必经之地。在白圭的围剿下,刘千斤次年阵亡于南漳，石和尚被义军内部的刘长子出卖，起义旋告失败。此后，李胡子(名原)及王洪、王安仍继续活动在陕南山区。 成化六年(1470年)，项忠又围剿和镇压了李胡子为首的流民队伍，引起了朝野的震惊，廷议对他大加参纠，指责他“以流寓良民作盗贼俘献京，以无罪边民作从贼谪戌边，以久居侨民作无籍逐还乡”。言官梁材在他的《议处郧阳流逋疏》中引用潘旦的话说：“照得臣抚属之地，湖广郧阳、荆襄，河南，陕西汉中、商州等处，乃万山之中，三省之界，实为流逋渊薮，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其来非一日矣”。祭酒周洪谟也编著《流民图说》，提出应当增置府县，就地安置流民，让他们落籍为“编民”，这样也可以充实户口，让流民安居乐业，以后数百年也就没有忧患了。这一政治主张，经都御史李宾上奏朝廷，明宪宗准奏，遂于成化十二年解除“山禁”，并委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



      《明史.原杰传》云：“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为此，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以上为陕西)、竹溪、郧西(以上为湖北)、南召、桐柏、伊阳(以上为河南)七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戌，悉心抚治。成化十七年将汉阴县改为厅治，并分汉阴之石泉堡为石泉县。为了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都御史，陕南不少地方都建有“原公祠”,四时祭祀。城固的原公镇就是为纪念原杰而将原来的李村改名为原公镇的 。从成化十二年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陕南落户入籍形成高潮，使得各地户口大增。据汉中知府周东予弘治十四年(1501年) 赴金州之洵阳整籍编里所撰的一篇碑文中记载说: 弘治辛酉菊月，予奉命编查府属流户之愿入籍者万有五千，得里者十有三：金州曰金宁东里，金宁西里，白河曰长春，平利曰太古，汉阴曰新安，西乡曰金洋，城固曰文川，凤县曰□□，洋县曰员当、骆谷，南郡曰碧□、□□□，洵阳里虽编而里之名未立。予放舟于洵阳江上，忽二獭盘旋于舟不去……故遂以名未所编里曰双獭。由此可知，到弘治十四年仅汉中府(辖如今安康地)流民入籍者新增一万五千户，新编十三里。为加强统治，明政府在陕南又陆续增设或升格了一些县制。如紫阳县原系金州和汉阴县属地，正德五年(1510年)增设紫阳堡，正德七年十一月又升格为县。置县之初，该县仅有147户，1507人，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增至14324人，增长9倍之多。正德十六年(1521)又在秦岭南麓( 今宁陕县地)设柴家关及五郎坝巡检司。

（三）、明代移民的两个重要源流

     招抚流民而落籍者是明代陕南移民的主体，但是，非招抚而流移定居陕南者也为数不少。早在明代禁山之初，这些流民就自发地进入陕南垦荒就食，这是明廷所无法阻止的。他们在陕南分布极广,最多的是湖南、湖北、四川籍移民，除此之外，山西、江浙及中原广大地区亦有徙入者。其中，湖北麻城孝感和山西大槐树是陕南移民最多的地区。陕南居民中至今广泛流传着“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北麻城孝感乡”和“江西瓦屑坝”的祖籍源头，除少数家族有谱牒对祖籍记载翔实外，大部分都难以说情具体的来龙去脉。那么，数百年的口碑记载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调查资料来看，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确有其事。由于年代久远，迭经战乱，家谱及有关档案资料毁轶殆尽，现只能从仅存的部分残碑缺谱中去搜寻明代移民的足迹。

（1） 湖北麻城孝感乡

     所谓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说法，实际上是随元末红巾军起义部队转战、流移或投奔进入四川和陕南的移民。元朝末年，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广发动起义，徐是湖北罗田人，与他一起组织起义的邹普胜是麻城人；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系湖北随州人，1357年明玉珍率所部红巾军进入四川，很快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州县，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农民政权，直到1371年为朱元璋所灭，明玉珍及其子明升在四川统治达15年之久，有“一方咸赖小康”之称。在这十几年中，有不少湖广人追随明玉珍红巾军或受其影响，先后迁入四川。其中以明氏家乡随州及其毗邻地麻城、孝感一带人居多。《南溪县志》记载道“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任，何以独迁孝感一乡？……仰明氏隶籍随州，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本地或他兵冒籍求荫以自庇乎” 。川东北明代以前移民十之八九系麻城孝感人，而陕南也是同样情况。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麻城孝感乡”与麻城、孝感究竟是不是 一个概念？不可否认，陕南的移民的确有来自麻城和孝感两个县的人，但也有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学者研究认为：清朝的湖北麻城县和今天的麻城市都已经没有孝感乡这个地名，加上“麻城孝感乡”的说法不见于正史记载，所以有些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孝感乡，是出于民间讹传。但无论地方志、族谱，还是民间历代口耳相传，都一再提到“孝感乡”，不可能毫无根据。又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原来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成化八年（1472）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麻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二十个里又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原孝感乡也就改属黄安县地了。那么，一个孝感乡缘何又有那么多的人口迁徙到四川和陕南呢？原来，孝感乡地处偏僻，“四距皆山，中有平原”，是难民的避难场所。元末明处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人，后来又迁人四川及陕南，故麻城孝感乡成为明清移民的重要发源地。从一些仅存的移民族谱中可以看出,不少湖广人把陕南与四川混为一体(明时曾一度把汉中府及石泉、汉阴、紫阳划归四川)，有的是兄移四川，弟在陕南；也有的是在辗转流徙四川过程中，又因各种原因陆续移居陕南。



      例如：岚皋县东山乡金城村有李元仁墓碑一通，此碑刊石于光绪十六年（1890），系墓主生前自撰自书，碑文在叙述其祖籍时这样写道: 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始祖李白，字青莲；嗣二世祖智明……；三世至应魁祖，生正祖芝、荟弟兄共七，祖行六；…… 荟生嫡祖敬一，行二，业儒，……而移居紫邑，落业于兹。后嗣等继礼守成，螽斯绵远，川陕两省承兆相因 。 李氏自述其祖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并且建有楼房号称上下营，据此可认为李氏即为红巾军明玉珍部属，因为巴州正好是其势力范围，从李氏自述还可看出, 其始祖李青莲，嗣世祖李智明在四川繁衍了五代，人口成几何倍数增长，到李元仁祖父李敬一(为第五代分支)方迁入陕西紫阳，而李氏的大部分后裔仍居住在四川，故碑文化说“川陕两省承兆相因”。为了保持李氏宗脉的统一，李元仁为其后辈还续订了一个本支派行: 元德发祥，瑞兆家邦。 文儒应运, 永世恒昌。 李氏之入陕，可谓是最典型的实例。除了随军转战之外，因战乱而离乡背井或投奔亲友的麻城孝感人也为数不少，如：紫阳毛坝张氏，祖籍湖北麻城，明洪武时流徙四川,明天启中，其祖张洁由川东入陕定居紫阳，至今360余年已繁衍17代，其后裔人口众多，分布于毛坝、保坪、瓦庙、麻柳、联合等乡内 。 汉中天台山王氏，也是“明洪武初年，由湖北孝感迁汉”的移民。其迁陕始祖王仕先、王之琛父子初来汉中时“卜居天台山之岩穴”，可见其创业之艰难。经过明代至康熙初三百年的繁衍，王氏支派浩繁，后裔众多，无法详尽考证。从《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可以看出，仅其后人之一支到康熙初年又“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适异地分藉之多，不胜枚举”。王氏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山庄和两处“官业”，以作祭祖之用。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慨自锡封赐爵，天子所以庆臣也；分茅祚土，诸候所以庆地也；至裂都会为郡邑，而后迁国移民，盛世有扦占基业之例也。我王氏系出太原周灵王之苗裔焉，前世本源，无所考稽。迨明洪武初年，由湖北孝感迁汉，尔时平阳横流，下湿难居，我始祖讳仕先子之琛，卜居天台山之岩穴。迨雍正八年，先祖某公，念创业之难，勒珉记迹，迄今字湮，故将父老之传述而略志之。溯夫康熙初年，我先祖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长曰自新，曰加尚，次曰养甫、曰孟槐，幼曰见喜，曰蔚留，遗子孙繁多，分住东湾、西湾、下湾、王家岭、岂儿口、田村、罗泉、汉上，适异地分藉之多，不胜枚举，均以西北两处官业作祭祖之用也。其第一处，座落红岩河北界岱顶后七个嘴，欢喜岭及红岩河沟为界，东至马鞍山头一柱香、亮垭子、二郎垭为界。西至鸡冠岩……沟分界，南至搭南坡庙后，黄茅粟子嘴，三道峡，大石顶交界，中峰天台山前古建东、中、西三庵，西庵庙基东，古有我王氏宗祠一座，为追远之所，今亡矣。第二处，西山丘家碥，东至双坪塞，东南角与双坪子交界，西南角纱帽石下坡沟心交界，西北角至莫名山梁顶交界。八方界清，并完南邑民粮。三门分租，均作拜祖支费。然恐租佃日久，遗失寸土，故勒石志之。（下刻大门世孙、二门世孙、三门世孙姓名，从略）。大清光绪三十四年秋七月吉日，王氏三门世孙等仝泐石与前相似，紫阳县将军河所存陈世拔墓碑（乾隆年间立碑）也记载云：“余家麻城之故人也，明初来紫，置业将军河，历经数世，房分星罗……” 。

      湖北麻城唐氏是成化年间迁徙定居于陕南最为典型的移民代表，从目前所收集到的安康县下唐湾《唐氏合族置地碑》、安康石梯渡《唐氏新建家祠仓房厅舍碑》以及紫阳县牌楼乡香元村丁家坑唐氏祖茔《唐明远先生墓碑》、龙王山包家湾包氏祠堂碑四通碑石的记载来看，唐氏、包氏家族定居陕南已500余年，其后裔经过世代繁衍又陆续迁往陕南各地，成为陕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通碑文，真实地反映了移民的繁衍及发展情况，现附录于后：〔其一〕唐氏阁族置地碑（摘要）始祖讳道忠、肖氏,原籍麻城人也。……大明成化时，此处有刘千斤、石和尚之乱，其乱平后，而居民鲜少，田地荒芜，吾祖因迁居于此，自占山林，给帖领粮，编入籍户。自明至清，盖十数世于兹矣。论生齿则不为不繁也，论产业则不为不广也。祖宗既贻以燕翼之谋，子孙必隆其湮祀之典……。乾隆五十二年，吾族唐安明、唐绍兴、唐赐琢等合户族商议，照丁拨钱一百文，共约十数余千文……至嘉庆〔缺二字〕年置地一份，座落白马关后面王家大湾，按年取课，以至嘉庆十三年，又置此基一所，座落老营后面。石匠唐国正道光十年岁次庚寅梅月朔一日同敬立 。〔其二〕龙王山包家湾包氏祠堂碑（摘录）“始祖讳必端公，原籍湖广德安府孝感县人,于明朝成化年间防军差迁于陕西金州地方,自占江北龙王山开荒居住。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改金州为兴安州，又于大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改兴安州为府，立安康县为首县”。又如唐氏新建家祠仓房厅舍碑（摘录）祖自大明成化间迁处斯地，克勤克俭，以成家，兴谨兴仁而获报，俾俾昌，子孙众多。其迁徙汉中西乡、紫阳任河并岚河、沙沟等处，远近不一，贫富不齐，或数年一归，或数十年一归，或终身不归……。



       惟我祖谨守是土，独存霜露之心，不惮拮据之苦，创修家祠上殿，并建乐楼，历年多所，风雨漂洒……殊同治元年，乐楼被贼焚毁（桉：指太平天国陈得才部过境）。是以聚族商议……新建仓楼并重修厨房、客厅、栽植柏树、培补风气。自光绪十九年九月兴工，至三十一年二月告竣，费用二百余金。经理首人唐仕儒等六人唐化功撰文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季春月望一日中浣清明日 〔其三〕唐明远先生墓碑(额镌“钟灵毓秀”(横),“龙蟠虎踞”(右)“凤起蛟腾”(左)等字,碑身两侧镌“庸德庸言追踪前哲, 福源福绪垂裕后昆”楹联。中题“唐明远先生之墓”七字。) 此为先生藏衣冠之所,乙首辛趾。岁月变迁,墓碑倾圮。曾孙化治、化坤、化昶重治队(隧)道, 将立碑, 具将求为表墓之文。谨案状：先生讳文德,字子龙, 明远其别号也。性醇谨,喜读书, 以宗家枋故，未竟其业。遂一意教子孙忠厚，以敦宗睦族、好行利济闻于乡。嘉庆初，白莲教匪蠢动、蔓扰秦陇蜀豫间，日以煽诱杀掠为事。先生则遍历乡村,多方劝导,使其各尽农事，共笃守望相助之谊。又罄所居积,以工贷帐（代赈）,修筑塞堡，乡里避乱来依者踵相接也。先生皆妥为擘画, 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久而不倦,全活甚众。昭勇侯杨忠武公遇春,每督兵过境,恒造门褒奖，以为居乡好义者劝。遇岁歉，贷不责券,命子孙等减价平赇以济。尤好谈因果事, 闻者多化服之。先生卒于道光（十年）庚寅年七月二十一日未时, 距生于乾隆（二十四）已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时,寿七十二岁。德配李孺人,继杨孺人,再继韩孺人。子一：学儒,贡生，韩出。孙二：长仕陵，贡生；次仕杰，候选县丞。曾孙：化均、化治、化宣、化新、化扬、化坤、化昶。玄孙：宝章、荣章、龙章、闰章、积章、元章,谨表其行谊于阡,且志颂先民之恩而为乡人知本务者风焉。谨表。赏戴花翔三品衔、前山西补用道、署泽州、武等府知府、安康谢仁溥手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谷旦 曾孙化治、化坤、化昶等. 第一通碑文记述了唐氏于成化年间由湖北迁居陕南的历史背景及繁衍概况；第二通碑文则记述了包氏从湖北于成化年间迁徙安康的经过。另一通碑文则记述了唐氏后裔从安康向汉中、紫阳、岚皋等地再次迁移的情况和石梯唐门修建家祠、乐楼、仓房、厅舍的经过；第三通碑文系麻城唐氏迁陕分支紫阳支派传人唐明远去世七十八年后，其后裔整修坟墓时请安康名士谢仁溥所撰。唐明远其时已发展成当地的富豪，在嘉庆初年白莲教农民军转战紫阳期间，他积极参与镇压，曾受到清军将领杨遇春褒奖。这是明成化年间湖北流民入陕最为典型的材料。再如紫阳县任河、洞河流域任氏，原籍湖北孝感，明末时因避兵燹迁徙于紫阳，先居于洞河三林关，后又迁居于鸡鸣坡。其子孙繁衍，后裔兴旺，成为当地大户族，其子孙分别居住于任河流域的大坝塘、八庙、高桥及渚河的尚家坝一带，至今约有数百户。《高桥任登举墓碑》对此记载颇详：任登举墓碑 (两柱刻墓联云：“一本渊源由琳始三房别派自凤今”) 公讳登举，任公凤之长子；任弘斌之孙；任少禄之曾孙；任琳之元孙也。祖籍麻城，由明来紫，世居洞河之三保关，代数代阅，邑志其详，时于有明，固望族也。厥后宗枝繁衍，而散居于此里者为最盛。河以任名其由来矣。雍正年间，公从凤公始迁斯土，尽有西河一带之地。其时居民寥落，此地本属老林，因以开木厂为业。奈功大本微，凤公一世大志示遂，公复继之，劲力其中，乘桴到鸡公滩，遂溺于水焉。……公殁，盖五世于兹矣……公生于康熙年，殁于嘉庆年而西归焉。葬于内权河西坡大香樟树坪，壬山丙向，卜去其吉。〔下列孝男、孙、曾孙、元孙、远孙、耳孙等共116人〕定居在安康、紫阳等地的湖北孝感徐氏家族也有着与之相似经历，据石梯乡九条沟《徐氏修建祖坟庄基碑》记载云：徐氏修建祖坟庄基碑：徐氏迁陕始祖徐应明，原籍湖北武昌省汉阳府孝感县槐树村人也。大明年间迁移陕南长安省洪州九条沟青游观落业居住；大清改于兴安府安康县石梯铺九条沟。子孙众多，各移杂住，恐后世以乱宗派，以我从等公议，于同治八年，占连念起先祖之恩，公等商议，将老坟树木柴草严禁……积三十余年，钱百串有余……众等公议，老坟柏树代卖钱四十余串，众户捐钱九十余串。本户徐家尚老坟公地及吕银、吕昌已地俸祖作为庄基，于光绪庚子年兴工，于主寅年告竣……总共花费钱二百七十一串七百八十五文。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桃月吉阳立徐吕连撰文据汉中地区城固县发现的《文川何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湖北麻城何氏兄弟三人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何家坎村。另据城固县的一些有关碑文记载：永乐三年（1405），湖北麻城大槐树村杨氏兄弟三人迁居城固县今谢家乡，建杨家坡村；天顺四年（1460），湖北孝感胡氏迁居城固县今三合乡，建胡家湾村；成化元年（1465）都御史原杰抚治荆湘陕豫，招抚流民，部分安置城固县，其中以胥水河西岸较多；万历四十七年（1619），湖北余姓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余家山村；崇祯十七年（1644），湖北麻城余姓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余家营村；湖北张姓迁居老庄镇建张家营村。

       （2）山西洪洞大槐树

      陕南不少地区的居民都自称祖籍“山西大槐树”，据有学者研究成果表明，山西“大槐树”是明洪武时期的一个移民汇集点。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解决元末明初战乱兵燹及灾荒造成的人户荒凉、生产凋敝、赋役无着的状况，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决定用移民垦荒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这就是洪武时期的移民。在“靖难之役”后，又有永乐迁民之举。这样，我国历史上有组织的、最广泛的移民活动，大约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早在元末中原地区兵乱荒疫之时，由于自然地理因素，“表里河山”的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疫较少波及山西，相对战乱亦少，加之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邻省就显得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这样，邻省的大量流民逃往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人口达403万之多，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还多25万人。所以，山西就成了洪武移民主要输出地之一。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自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五十八个县，即以今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中心，而临汾附近的洪洞为最多，这与洪洞县人口稠密，又地处交通要道有关。古大槐树，在洪洞县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这里有座“广济寺”，为唐贞观年间的建筑，其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唐宋以后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大，常驻驿官，办理四方往来的公差事务。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遮荫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因临近汾河滩，河滩上的老鸹便在汉槐的枝杈间构巢筑窝。明初移民时，多由此处集中，朝廷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于是，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散之所，由此分赴外省各地。据《明实录》记载：移民活动大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槐叶已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频频回首，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因此，大槐树就成了移民们惜别家乡的标志。

       六百多年来，在我国广大地区都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陕南此说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洪武、永乐移民时，陕南尚在“禁山”之时，但不少流民并未按当局的意图进行合法流动，相当一部分人带着“凭照川资”悄悄来到了有天然屏障的秦巴山区；有的则是在中原地区经过长时间的辗转迁徙后，最终来到了陕南。据有关资料称：商州商南县的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就定居有大量的山西大槐树移民。从目前所能发现的家谱、墓碑来看，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湾的魏氏家族、段氏家族，县城西关的余氏家族，东关的王氏家族等20余个姓氏或家族，都是明初的移民。他们在县城西南角还专门建起了“山西会馆”。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庆云编修的《商雒商南县集》记载，明成化十三年全县已有人口1987户、10047人（其中：男6054人，女3993人）；到嘉靖十三年（1534），全县已增至2859户、14250人（其中：男8211人，女6039人）。这53年间，增长了872户、4472人。一县的情况如此，整个陕南的人口增长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据对旬阳县小河口、观音、尖山等乡抽样调查，仅小河口乡平槐村23户人家，就有8户人家以家谱或口头流传为山西“大槐树下”人氏；尖山、仙河、观音三乡的栗、李、武、雷四姓，均于明末清初迁入，经十余代繁衍,今已达6000余人,占该三乡总人口的25%以上。

（四）、明代移民的其他几种类型

（1）因经商客寓而入籍落户

       明代中叶，由于陕南政治相对稳定，开始出现了农业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秦巴山中漆麻耳倍等山货土特产品吸引着诸多外地商贾流徙于陕南从事商业贸易，相当一部分商人在获得较多的利润之后便在这里建立货栈,置买店铺，久之，便随遇而安地定居下来。例如：西安府咸宁县马氏,其祖马镗生于弘治二年(1402)十月二十日，成年后“乐居妫墟，业商城固”，(按：《兴安州志》称妫墟在邑之汉水北岸中渡二里处)，马公为人“存心慷慨，制行贤良，父慈子孝，年高德盛”，其生有三子，子孙繁衍，枝叶茂盛，后成为金州之大族。富平县王氏，其祖徙居金州，至三世传人王世杰，生于弘治十六年，配夫人来氏，“惟祖业是承，”“萌发竭力，货财不私”，传于后人，生三子，“仲子业商”，落籍于金州城南门外，其后裔繁衍，亦成金州望族。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熊道元，因经商于洪武间客寓“汉中府金州洵阳县洵阳里西街”，后卒于此，其后人为悼慰亡灵，为其在洵河北买阴地一块。其后裔情况因资料之缺概莫可考。江西豫章（今南昌）人李栋材，万历初因经商侨居于汉阴县新安里之蒲溪街。万历二年秋，汉阴因灾乏粮，李栋材于蒲溪街煮粥施舍穷人，颇有口碑。万历三年，李栋材又倾其财力修建蒲溪与涧池之间的红崖桥。李氏经商，并不甚宽裕，但能倾所有而不吝惜，实为义举。时汉中府太守项思教奖其“一乡善士”四字旌其门，并题李氏所修之桥为“善人桥”，李氏后裔定居于蒲溪。

       （2）因为官任满而定居

       明时，由于山区之贫脊，各府州县为官者更调频繁，大多任满后即委调他处。然而，统治者中也有不少爱民勤政的优秀文人，他们廉洁奉公，家贫如洗，有的在离任时甚至连路费都无法解决，只好滞留住地，最后成为当地居民; 也有的心存淡泊, 不愿再在官场的政治旋涡中挣扎，于是也寄情陕南山水而定居下来。他们是明代陕南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洵阳县为例，明中叶前期，就有两位知县举家定居于斯。正统年间洵阳知县张勉，山东钜野人氏，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人尽悦服，离任之日，百姓泣拥马首挽留，勉遂家于旬阳”，居洵阳汉江南岸，其子张杰，贡生，任直隶大宁卫经历；其孙张凤翔，少有才气，才思敏捷，下笔千言，时人誉为王勃再世。弘治五年(1492)乡试中举,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与明代著名文学家“前七子” 之一的李梦阳同榜，授户部云南司主事。 张凤翔以其“驰骋骚赋，落笔千万言，奇字澜错，绮文辉奕”而名噪京师。后因病逝于任中，年仅三十岁。其母、妻、妾及幼子相号于旅邸，见者无不落泪。后由李梦阳与同僚出资送凤翔归葬旬阳，孝宗皇帝依梦阳之奏月给米一石养凤翔母、妻终身。其子孙系衍世居旬阳。弘治年间洵阳知县董学诗，山东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人，卒于官署，其家属遂定居于洵阳，后裔世代读书。至清乾隆间，其玄孙董凤彩由洵阳迁兴安州。乾隆甲午科举人，安康著名学者、主关南书院讲席董朴(字驭臣，别号朴国)即董凤彩之子，董学诗第五代孙。其后裔世居安康，繁衍成当地大户族。再以汉阴县大家族沈氏为例，沈氏原籍江西瑞州高安县，天顺年间，沈氏迁陕始祖沈株山(字寿官)官仕四川芦州江安县，后任满回籍，经陕南之汉阴，为当地山川地貌及自然环境所吸引，沈株山不愿再在官场沉浮,遂举家定居于汉阴厅在廓里之牛溪河，于荒山作屋，开辟田土，广积杂粮，历经数载之辛勤开垦，家业渐宽，逐渐向月河川道发展，兴修大河堰，灌地数百亩，并广置田庄。沈株山生二子，长丛儒，次丛基，自此枝繁叶茂，子孙昌盛，人口大增。从明天顺年间沈氏分枝两门到今天，沈氏在陕南共繁了十六代人，成为汉阴县最大的家族。其派行是：忠朝自贵，孝祖宜兴。 世德永继，兰桂观型。 本枝衍庆, 长发其祥。 西起汉阴城西之太平乡、东至安汉交界的双乳铺，八十里月河川道无处不有沈氏后裔的家园，除此，石泉、安康等县亦间有之。沈氏至乡保持着三个独特的历史标记：一是语言的统一性，即语音多带秦韵，由于沈氏入陕时间长、户族大，明代以前土著之民语言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语言风格( 如把“吃”“喝”“屋”“书” 等字都读为第四声)，被清代以后客民称之为“本地腔”；二是族系派行的完整性，汉阴沈氏家族无论居住何地，也无论经过多少次的分析和繁衍，其派行始终不乱。近代以来，沈氏家族谱写了“世德永继兰桂”六代人同存于世的史实。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过去是否相识，沈氏后裔只要一谈起辈份,哪怕晚辈是白发老翁，也要尊称长一辈的年轻人为“大大（意为父辈）”。其族系派行能保持如此完整和统一，实令人赞叹；三是同姓氏人不通婚，正因为沈氏后裔派行数百年不乱，氏族的血缘情亲便成为婚姻的保险筏，哪怕是五服之外也无通婚之例，这已约定成俗。可见沈氏家族是明代陕南移民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

（3）因从军退伍而定居陕南　　

       因从军而转战陕南，最后因各种原因脱离军籍而定居下来的，也是明代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据汉中地区城固县原公村发现的《韩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陕西高陵县人韩国柱授金带指挥汉中阳平关总兵，阵亡后，葬城固县北乡之槐树坟，其后代定居在今原公村，后又有前韩庄、后韩庄之分。今安康市五里区傅家河罗氏，其始祖罗泽成，原籍福建龙岩人，明天启二年(1622)携其妻翟氏迁徙至河南，崇祯八年(1635)罗泽成从军驻防陕西洵阳。据《洵阳县志》记载:“崇祯七年大饥，八年至十一年连岁大饥，群盗满野”；崇祯七年，李自成农民军由湖北郧阳沿汉水西进，攻陷洵阳县城；崇祯八年，张献忠、老回回农民军游击于商州、雒南、兴安等地。为堵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饮差大臣洪承畴“躬驰兴安”，调度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人马围剿堵截。罗泽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移防洵阳的。人民苦不堪言，官军士兵也是疲于奔命，极为困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罗泽成“避乱徙兴郡隶于安邑”，来到傅家河西岸居住。在这里，罗泽成生二子，长子罗世臣，次子罗世卿；以后，随着罗氏迁陕第三代孙的问世，长子罗世臣一支又迁居傅家河东岸。自此，傅家河罗氏东庄、西庄即为罗氏发祥地，其子孙世代繁衍，人口成几何倍数增长，罗氏后裔又相继迁徙于铺子岭、白鱼河、财梁、茨沟、岚河等地。罗氏后裔从始祖罗泽成算起，三百五十多年间繁衍了“世尚守行文人正，士应天兴德先长，延永继”十八代子孙，人口之众，无法统计。至今傅家河西岸还屹立着罗氏迁陕始祖泽成公夫妇合墓及碑石。与罗氏情况相似的，再如河南密县郭氏。旬阳县北区赵湾熊耳沟有一郭姓大族，祖籍为河南密县，其迁陕始祖于明崇祯年间（约1634年前后）从军由河南入陕西至旬阳, 后退伍定居于赵湾之熊耳沟。



      郭氏从迁陕第五代起始重诗书课读,以至后世累代书香不断。其第六代孙郭士豪, 字杰庵, 道光三十年贡生, 肆业于关中书院，因乡试累试不第，遂归家执教授徒，历数年，其门下成材者甚众，由是文名丕显。其子郭炎昌，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于咸丰三年（1853）入县学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授候补直隶州州判；主讲旬阳敷文书院十五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知县刘德全聘为《旬阳县志》分纂。其后裔至今仍散居在旬阳赵湾等地。因为官和从军而举家定居陕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关中富平县杨氏，其迁陕始祖杨孟贤“辄尚书博子史弗遂，志愿迁居洋城（注：今汉中洋县）”。其继世祖杨辉，任金州驻军军官，遂迁徙于石泉安家定居。到乾隆年间，杨氏家族已发展成为汉中洋县和安康石泉两地的名门望族。刊石于乾隆三十六年的《杨舟夫妇合葬墓志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杨氏先祖于明代迁居陕南以及后世繁衍情况，其文字虽显简略，但基本史实却十分清楚。公讳舟，字济川，生于康熙丁卯年十月三十八日吉时，原籍西安府耀州富平县永润乡孙姜里北吴村人氏。沿先世祖讳孟贤，辄尚书博子史弗遂，志愿迁居洋城。继世公讳辉，明中军金州，遂徙石家焉。禀生琼劳，生员廷栋，配太儒人王氏、周氏，公其裔也。……睦族党，训子孙，而巨族洋(州)石(泉)辉映，后先者名嘉列郡矣。配李氏，石邑望族……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吉时，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吉时。所生四子：长如密……配张氏、继黄氏，子二，长勋、次熙；二如冈，配黄氏，子五，昭、炯、烨、炳、熹，俱业儒；三如陵，配舒氏，子三，炷、煅、煜；四即如震也，由黉墙而入大学，配李氏、继杨氏，生二子：长常，次遇官，俱业儒……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仲春，弟揖；不孝男：如冈、如震；孙：勋、熙、诏、烨、炯……同叩首勒石。从这篇碑文中可以看出，墓志的主人杨舟仅是富平杨氏迁居陕南后裔之一支，究竟他是杨氏迁居陕南始祖杨孟贤的第几带传人？杨氏共有多少分支？碑文语焉不详，但仅此可使人看到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大浩劫之后，杨氏家族依然元气未伤，仅杨舟一门子孙两代男性成员达16口之多，其中，杨舟子辈 4口，孙辈12口，其人口繁衍十分惊人。他们是陕南后来所谓“本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4）屯垦移民

       屯垦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既有招抚流移、官给牛种、收获官民分成;也有强迫把外省老百姓遣送到人户荒凉之地垦荒屯田。军屯，即派驻军队到抛荒严重的地方，一方面驻防，一方面垦种耕地。由于志史对此记载语焉不详，陕南在明代屯田的具体情况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但是，从支离破碎的史料和许多有关资料中也能捕捉到明代陕南屯田的情况。

       首先，以军屯而言，从明初洪武时开始，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以安置为创建大明天下而建功立业的官兵，并设卫、所进行管理。即把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从当时的建制看，大约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称百户所。每百户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从事屯田的军士保留军籍，且世代为军。其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定全国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千户所六十五。明成祖永乐年间增为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千户所三百五十九。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在内)达二百七十余万人。至明代中叶，屯田大多被军官吞蚀，兵士又无战斗训练，仅供地主、官僚役使，不能担任防卫，实际与民籍相差无几。当时，陕西设都司（治西安）和行都司（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县），隶属于右军都督府，分辖东、西各卫所，有西安左、右、前、后四卫，延安、榆林、绥德、汉中、宁羌五卫，以及兴安、凤翔、沔县（即勉县）、归德（今榆林县南）、镇羌（今神木县东北新民堡）、安边（今定边县东）六个千户所。据明嘉靖《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金州及勉县分别设有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按建制，汉中府至少有五千六百人驻防和屯田，而金州及勉县两地各自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驻防屯田。　　汉中褒城河东店有一通刊于康熙十九年的《张氏重修佛堂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氏于明初从河南灵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的史实。从私人修建佛堂这一举动和碑文落款的张氏后人来看，军屯户张氏经几百年繁衍，已成为当地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户族。予原籍河南灵宝人氏，于明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住居褒邑河东店，凡数世矣。有先父自幼业儒，耽怀诗书，及门有见售者。父终身未显荣焉，持己严重，与人公正，治家勤俭，教子义礼。褒邑官长，曾闻其善而举之，以风示一方。安康四合乡郝家坝有一通始刊于明万历三十七年，重刊于咸丰九年的《重刊张莱墓碑》是一份典型的军屯史料，它对从事军屯的人口来源记载颇详：初，祖辈文汉，五十四岁，系湖南长沙府浏阳县老虎市人，于元末年九月从苏州徐丞相下□□十月充怀远卫总旗，征中京，克邳州，济□、盖都等处。洪武元年克德州、汴凉、怀庆、太行山碗子……等处，守平阳；二年，克陕西凤州、秦州、庆阳；三年，取定西克守宁夏；五年，克西宁、平凉等处；□年七月，调谐州千户所；十五年，征孔邳□等处，收捕番城；二十二年，征西番土鲁河等处；二十四年六月赴京；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钦赐昭信校尉金州守御千户所。子张荣世，百户，赠昭信校尉管军……，母徐氏，赠安人；妻侯氏，赠□人。大明万历三十七岁〔下缺若干字〕 大清咸丰九年岁次已未〔下缺〕 另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初一立石的《明诰封武略将军鲁公欢山墓志》记载，鲁欢山（名卿，号欢山）“生于正德甲戌年(1514),以祖功授陕西金州百户”，隆庆元年因在紫阳征剿“蜀寇”何勉而阵亡于星子山。穆宗皇帝赐之诰命，封其为武略将军。其长再传而孙，皆能继续”。此碑落款自称“兴安州守御千户所军政清军城操千户十世不肖承重孤子鲁大勋、十一世孙荫袭鲁礼”，这是明代金州军队屯田的实物资料。《紫阳县志》载有明兵部尚书刘士科《干沟平贼记碑》一文记载更为翔实：巨寇何勉……聚众千人，结寨干沟……屡败官兵，夺我糗粮，焚我营寨，汉中通判朱公死于劫火。当事者会调郧、襄、川、陕、汉各屯兵三千余，逾年不胜，又调金州诸屯千户长刘时春、百户长谢朝元、鲁郎诸军，亦复舆尸。关南少参王公文瀚，山西汾州人，申详总制曾公遣将捕剿，又逾年不下，糜费银两以万计。至戊辰孟秋(1568)，公遣边军士达以火炮击碎勉首，余党悉平。这虽是关于平剿“寇贼”的记载，但从中不难看出：1、秦巴山区的郧西、襄阳、四川、汉中、宁羌及金州等地均有屯兵；2、屯兵战斗力皆不强，以数处屯兵尚不能败一“山寇”，可见屯兵的军事职能已大大减弱；3、金州屯兵不少，仅此一事即“调金州诸屯”，包括一名千户长，两名百户长；4、千户和百户的世袭制在金州是不容置疑的。今安康、 汉阴月河川道有刘家营、鲁家营、谢家营等，疑为明时军屯世袭千户刘时春、鲁欢山，百户谢朝元等人屯田之所。又据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说：“汉阴四面俱属山谷，间有沃壤，又半军屯”，可见在汉阴一县之内，最好的田地竟被军屯占用了一半。屯田最为典型的地方，莫过于该县涧池铺军坝，此处为月河与洞河交汇之处,两水之间有一小盆地，有田数千亩，阡陌纵横，渠堰交错，均为上等水田，明初即为军队屯田之所，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在历经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动之后，明代形成的军屯尚为保留。康熙二十六年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道： “荒残之后数十里中总无人烟，虎蹄狼迹，交于满山,鹿径豕窝，遍入深谷，此邑所以荒赋也。上下七铺，亦间有沃壤，大半又属军屯，赋税另有款项，昔统于所，今归于县。”“屯田地明属军所，今并属县，其原额六十九顷八分九毫，内除荒并水冲地九顷一十六亩三分三厘九毫,现熟地五十六顷八十四亩四分七厘。” 在一个县，仅军屯一项即达六千亩之多，试想，一个千户所乃至汉中卫的军屯又该是多少呢？诚然，军屯之地大多系水土肥美之地，汉阴当月河川道，军屯略多于别县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明代陕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屯田世袭军籍随着婚姻、家庭的组合而繁衍嬗变,再加上明清更替，久而久之军籍也就逐渐演化为民籍了。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有一通刊于清宣统三年的“李氏祖墓碑”记载了一个湖北吴氏为附录军籍而改姓为安康李氏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屯在长期世袭过程中所出现的混乱状况。杨博村李氏，先祖本姓吴，为季扎之后裔，世居湖北(注：据考当为孝感、麻城一带)，其九世祖曾任河南开封府同知。传及迁陕始祖李志通、妻姚氏、陈氏，遇元末楚乱(注：即徐寿辉、明玉珍红巾军起义始于麻城)，遂携子侄八人：道高、道让、道宣、道忠、道惠、道纲、道清、道明逃金州胥窝……，亡后葬坟琉璃湾之中。嗣后，子孙日繁。因人多地窄，难以容纳，遂相率向外移居到杨博村。盖因此地广植杨柳，故村号杨博。吴氏子孙繁衍，人口日盛。吴氏在杨博村的繁衍，使迁陕八大门大多得到了较快发展，除道惠一门失传外，其他各门人口愈多，遂继续向外扩展迁徒，七大门的分部情况是：大门道高、六门道纲之后裔同居下户之老庄；三门道宣后裔迁居近处；四门道忠后裔移居蓼叶沟；七门道清后裔仍居本处杨博村；八门道明后裔移居寺沟、石窖沟、冉家河、谭家坝诸处；二门道让后裔移门改姓李。吴氏二门改姓李氏，盖因明初洪武间全国实行军垦屯田，金州月河川道膏腴之地大多为军屯之所，吴氏后裔向外扩展，欲徒居近处佳地，必入军屯李家营，以吴姓代录军籍不便，遂易吴为李。



    到明末兵燹，吴氏、李氏子孙又进地了第二次大迁徙，有徙至湖北荆襄者，也有迁居紫阳县者，亦有迁居五堰河、大道河、小道河、将军山、土地岭、朱家坪、岚河滩等地者，星散岐居，大多依附于军屯之营繁衍生息而又渐次外迁各地。据考证，今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李氏祖墓系吴氏二门吴道让及其始祖吴孝通、陈老孺人之墓，光绪末年前往祭扫者仅二门后裔及附近三门、七门子孙，远迁者则极少有人回故地祭扫。为追溯渊源，祭记先祖，李氏子孙痒生李成玉首倡修祠立碑，于宣统三年刊石立碑，流传到今。另据《太祖洪武实录》关于陕南茶叶生产的记载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 、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 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军队屯田性质。可见明朝建立之初的军屯在整个农业生产中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除军屯之外，民屯更为广泛，汉江流域及月河川道的许多地方都有以姓氏为建制的民屯田庄。如安康恒口、五里一带的陈家营、杨家营、刘家营、鲁家营、卜家营、朱家营、党家营，汉阴涧池铺月河以南沙坝的刘家营(分上中下三营)、洞河的湖广营，汉阴城西的王家营，城固的沙河营等均系从山西、河北、两湖及江浙地区强制迁徙而本或招抚流移而组成的。汉中龙江闫家营有一通刊于清咸丰五年的石碑，记载了“闫家营”先祖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汉中的史实，可使我们对当时民屯的情况有所了解。现照录如后：闫氏迁陕始祖墓志 始迁祖山西洪洞县人也，自明初隐居褒谷（注：今勉县境内），结庐青桥（注：今留坝青桥铺）之侧，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注：在今闫家营竹林村），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惟业耕读。一族之中农先畴，士绍旧德，熙熙攘攘，无一悬罄之家。而文武游宦者代有其人，虽非簪缨世胄，亦庶乎称望族矣。莫非始先公之德泽所贻也。然原无族谱，厥初旧迹，孙等惟得之耳，实恐终埋没，于是撮其大略，敬勒缜珉以志之。耳孙闫耀龙、闫廷献、闫履祥等谨序大清咸丰五年岁次乙卯 这通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屯”以姓为营，世代相传的历史。当然，闫氏先祖是因何原由而“自明初隐居褒谷，结庐青桥”的呢？碑文没有提及。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先祖初由洪洞迁入时，经过“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此后又“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这说明屯田之初的垦荒仍是十分艰苦的，大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给后人“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此碑立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从明初洪武二年（1369）陕南平定算起，中间相隔480多年，历经了明、清两朝，闫氏繁衍了20多代，而“以姓为营”的建制和屯田田产却一直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屯田”作为移民的一种形式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再以汉阴县为例，万历四十二年(1614)，知县张启蒙“编流丁五千有奇，共派丁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七钱”，大大超过了当时在册的民籍户口。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前明所遗屯田“通计民屯实在熟地一百三十二顷七十九亩九分四厘”，“通计民屯实在丁口并停免丁(按：即除去逃亡之数)共一千八百三丁” ，可知民屯大大超过了军屯。 总之，无论是军屯或民屯，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尤其是经过明亡清兴的政治大变革，屯田之军民已成为陕南移民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后来的移民本说，他们又算得上是陕南的老民了。（5）其他流徙移民 除上述类型的移民之外，因各种原因流徙进入陕南而定居下来的移民也为数不少。据商南县发现的《邱氏家谱》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邱仲华一户由安徽安庆府桐城县迁入商南县定居，至今已历经“仲、志、宁、文、山、一、道、民、元、克、与、圣、贤、好、吉、人、善、庆、祚、荣、昌”21代。诸如此种类型的移民在陕南各地为数不少。 除湖广、山西移民外，本省关中及陕北也有大量流民涌入。如宁陕县老城以北有村庄名焦家堡,据《焦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原籍雩县（今户县），明末时翻越秦岭，定居于斯。初来时“与猛虎为伴，捭荒为业”，后亦发展成大户族。旬阳县蜀河《李氏宗谱》记载：李氏宗族“原籍陕之朝邑卧龙岗李家村，明末岁饥寇起，逃难就食，……公则来吾旬阳东区仙河观音之上孙家庄居焉。 ” 另据《汉阴县志》载：万历十一年，延安饥食，流离之民多入汉，其众道路相望。汉阴新安里义民郭济申报于县衙，出谷百五十石赈济灾民，并运谷二十石济兴安。后来这些延安灾民大多在汉阴和安康等地定居下来。明代吴维东有《悯山农》诗一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垦荒图”：山农辛苦复谁如？魑魅同群虎共居。 除却石头方罢耒，但沾土气即挥锄。 耕时每以妻为犊，获日常将背作车。完了新租偿旧欠，丰年不见有余糈。 尽管移民的垦荒生涯是十分艰苦的，但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而后山险阻、林箐蒙昧之中，一变而为杂耕乐土。”此后，流民仍源源不断进入陕南，使各府、州、县的人口不断得到充实。后来，这些移民在移居地再一次遭到战乱兵燹和天灾人祸的洗劫，大部分走死逃亡，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劫，成为当地的“老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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